刑事侦查权的行使主体有哪些？广州律师为您讲解

　　台湾司法警察没有独立的调查权，但有协助检察官调查的职能和权力，有服从检察官指挥和监督的义务，有向检察官报告调查情况的义务。司法警察只有执行权和请求权，没有立案调查权和撤案权，甚至没有通知被告人接受讯问的权利。广州律师就来带您了解一下有关的内容。

　　台湾《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警察对被告人及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人所作的调查笔录，除非有依法特别可信的情形，否则不具备法律的证据能力。司法警察甚至没有独立的调查权，只能协助检察官进行调查，其独立制作的调查笔录缺乏司法资格和证据能力。

　　为了弥补检察官的不足，1999年台湾省地区修改法律，增设了检察官协助检察官办案制度。《法院组织法》第66条规定，检察人员受检察官指挥，处理下列事务:

　　1、进行搜查、扣押、检查或执行逮捕；

　　2、询问报案人、举报人、被告人、证人、鉴定人；

　　3、协助检察官履行第60条规定的其他职能和权力。

　　检察人员执行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事务，应当视为《刑事诉讼法》中的司法警察。检察干警作为检察机关的办案辅助人力资源，逐渐成为检察机关制衡司法警察机关消极懈怠的直接力量。

　　台湾发展地区检警系统进行关于侦查行为主体的争论。在台湾，虽然法律规定调查主要由检察官进行，并辅以司法警官或司法警官，但在调查实践中，司法警官或司法警官承担取证任务的现像很多。

　　在具体案件中，往往是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在没有检察官指挥的情况下直接调查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情况并收集证据，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调查由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进行，但对社会秩序有重大或严重影响的案件除外，这些案件由检察官亲自指挥。

　　事实上，侦查主体有两种，即检察官是侦查权的“正式主体”，警察是侦查权的“实体主体”，它还主张司法警察应当通过立法赋予独立的侦查权和侦查主体资格，从而形成与检察官相辅相成的“双重侦查主体”，即以侦查的“伙伴关系”取代“将军关系”。

　　台湾省板桥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长蔡碧玉也坦承:“检警因任务、专业职能、组织隶属关系不同，在合作中关系紧张。一方面，司法警察基于组织优势和专业侦查技术，在处理一线刑事对抗中，可以更好地控制犯罪现场、逮捕嫌疑人和收集证据，事实上往往先于检察官开展刑事侦查；另一方面，检察官对司法警察侦查案件具有固有的、完全的指挥监督权。然而，由于警察组织的分离和行政机关内部缺乏直接的纪律监督权，其指挥权往往被搁置。因此，司法警察只是寻求被动拒绝检察官的指令，而缺乏主动配合检察官调查工作的动力。而检察官由于受过严格的法律训练，善于对证据进行法律评价和逻辑思维，拥有是否起诉的最终决定权，因此往往对司法警察收集的证据及其对案件的法律意见不满意。

　　由此可见，虽然台湾检察机关在检警关系上一直处於主导地位，但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拥有广泛的指挥权，但警察、调动等司法警察单位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指挥始终持否定态度，从未放弃争取侦查在立法中的主体地位的努力。

　　由于公诉人是法律授权的，在立法上是唯一的法律追究主体，在刑事诉讼法上也是当事人(《刑事诉讼法》规定，本法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检察官、自诉人、被告人和司法警察，不包括在内。)拥有刑事侦查的全部处罚权，可以直接动用公权力侦查或者直接司法警察侦查。

　　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渗透于侦查的各个环节，没有检察权，司法警察很难顺利开展侦查活动。在台湾省，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控制除了羁押和起诉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环节:报案、扣押、勘验、调查、预侦查、监督、身份检查。

　　广州律师发现，同时，检察机关有权指挥警察的取证和法律适用活动。为了确保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指挥权，《刑事诉讼法》、《司法警察派遣条例》和《检察官与司法警察机关履行职责联络办法》都有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