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律师咨询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反思

　　2002年，台湾问题针对这种严峻的洗钱态势，修正1996年的《洗钱防治法》，加重了他人进行帮助犯罪者洗钱及常业洗钱的刑度，甚至一些原本直系血亲、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独犯洗钱罪的掩饰、收受、寄藏他人造成重大经济犯罪活动所得财物,可以被免除刑罚的规定也被删除，改为管理规定我们可以有效减轻其刑罚。广州律师咨询网就来带您了解相关的情况。

　　同一年，台湾“行政院”通过“刑法对于部分法律条文修正草案”,对电脑网络犯罪心理行为方式予以加重刑罚。而此种方法相继发展出台加重企业立法的思路在2005年的刑法修正中达到这样一个研究高潮。

　　所以，基于两个以上分析犯罪态势和重刑立法的范例，台湾社会学者甚是担忧立法的重刑主义也不无根据。重刑主义，究其本质特征就是因为无论轻罪重罪一律适用比较重的刑罚,在重刑中再根据自己犯罪的轻重分出等级的主张。

　　反映在刑事技术政策，重刑主义市场产生重刑刑事相关政策，其指在学习刑事责任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形成具有重刑主义的倾向。现代重刑主义文化倾向的思想政治根源解决主要原因在于在刑罚教育价值取向上把刑罚的威慑其他功能不断扩大化，过分依赖传统刑法的作用，过分迷信刑罚的威慑力量。

　　重其重者，走向了重刑主义？围绕着此次修法，曾有草案建议修改第33条将有期徒刑从原来的“二月以上十五年以下”修改为“二月以上二十年以下，但遇加重时得加重至三十年”。结合有关累犯制度的加重规定，有期徒刑的累积执行刑上限从二十年提高至四十年，与无期徒刑接近。

　　同时，刑法第51条关于宣告多数有期徒刑之数罪并罚的执行刑从“不得逾二十年”提高到四十年。修法后，实际将有期徒刑上限从十五年放宽到二十年，数罪并罚的刑度的最高上限从20年提高到30年。上述问题在立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的争议。

　　一方面，台湾社会因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立法部门对于假释正值壮年的犯罪人的担心，故而大幅提高无期徒刑假释的门槛（实则为两倍），结合“三振出局”制度下的特别累犯加重制度，表明当局寻求死刑制度的替代制度，推动死刑废除的用意非常明显。

　　立法机关认为对于犯重罪或累犯之行为人加重处罚，并提高假释门槛与延长在监狱的矫治时间，使其罪当其罚，其目的在于确保社会安全与人民财产之保障。但是学界认为其突出的重罪重罚的政策方向相当明确，甚至过于苛刻，实则为重刑化之刑法。

　　其主要依据在于：第一，人均寿命的提高不是要被关押长久的理由；第二，有期徒刑区别于无期徒刑存在余生的适应问题，那么既然草案关于第33条的修正未获得通过，将数罪并罚的执行上限提高到30年的正当性值得检讨；第三，认为量刑空间过大，原本为10年以上的法定刑，量刑空间实则为10至15年，不可谓不大，现扩张为20年，使得量刑权再度膨胀，近乎无所限制。

　　台湾的刑事政策是否在宽严相济的行使之中走上了重刑刑法，得考究其相当一个时期犯罪和立法的态势。观台湾社会，近些年由于政经危机加剧，犯罪活动越来越多。《法制日报》载文指出：“青少年犯罪、毒品泛滥、暴力抢劫是台湾民众最担忧的岛内三大犯罪类型。调查显示，过去一年来，69％的台湾民众被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所困扰，77％的民众担心自己或家人成为下一个无辜受害者。”

　　还有严重的信用卡犯罪，世界级的伪卡地位，以及公开卖淫制度的存在，也导致了“老鼠滋生”的色情产业，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同时，随着传统价值观的瓦解，青少年吃摇头丸、飙车、吸食海洛因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利用援助从事性交易和短期工作的女孩越来越年轻。

　　警察和匪徒之间的枪战越来越激烈。回顾近年来台湾社会，一些加重立法常常伴随着“严重犯罪情节-加重立法”

　　广州律师咨询网认为，重点是它的重罪模式。例如，在台湾省“财政部”颁布银行法等七项修正案大幅提高金融犯罪处罚力度之前，“高检院”金融犯罪侦查指导小组就曾调查发布中兴银行涉嫌向八大财团放款40亿元新台币，高达7800亿元新台币的自有资金几乎被挪走，没有任何上市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