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民纪要》回应了审判工作实践对一房二卖中先交付与后登记管理冲突进行解决的争议，其例外规定主要体现了保护一房二卖中善意无过错的先买人和“任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都只能对善意的人施以恩泽”的最为朴素的法治发展要求。广州律师咨询网为您讲解一下有关的内容。
同时，《八民纪要》亦试图动摇或缓解“登记等于生效”的绝对登记生效法律规则，肯定交付（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重大研究意义。因为，根据《八民纪要》，已经成为合法占有房屋的先买人起码我们可以通过对抗网络恶意信息登记的后买人，而不是因后买人已完成情况登记而具有不同所有权的绝对的对抗力。
这种方法力求学生解决生活实际存在问题、追求经济实质公平公正、保护善意的务实和创新的做法都是值得学习肯定。这一技术突破，给审判活动实践以很大的操作系统空间，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教育价值和实践教学意义。但是，在绝对登记生效规则设计背景下，这种传统做法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理想的选择，因为它绕不开并回答不了后买人是否取得了一些房屋的所有权结构以及该“所有权”的效力分析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在解决一房二卖中先交付与后登记冲突的问题上，法院的通常做法明显存在缺憾。学界对此的诸多思考和探索，大多关注于先买人因交付取得占有的物权效力的证成，并以此对抗后买人的所有权。
这对物权法的发展完善有很大的意义，对保护一房二卖中善意无过错先买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是，这些探索大都突破了现行立法的规定，属于立法论的范畴，在我国当前立法框架下，有些认识不但不能直接指导审判实践，还可能造成审判实践的混乱。
笔者认为，造成一房二卖中先交付与后登记冲突及有关纠纷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是把我国关于因合同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地理解为“生效合同+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物权变动”。只要这种绝对登记生效主义认识不改变，这一冲突就难以解决并将一直存在。
在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下，要解决一房二卖中先交付与后登记的冲突，就应对《民法典》第209条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和登记效力规则的规定进行重新解释，摒弃“登记就生效”的绝对登记生效主义，回归登记只是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要件之一的认识上来。
在不违背《民法典》第209条规定的前提下，把因合同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解释为：生效合同+不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物权变动，将不动产交付作为因合同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未经交付即使已完成登记也不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在处理一房二卖纠纷时，以此否定一房二卖中后买人对房屋所有权的取得，使一房二卖的三方主体回到正常的合同履行上来。
在《物权法》之前，登记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对不动产权利归属的行政确认。如1984年的《森林法》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房屋权属登记是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依法确认房屋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
《物权法》规定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采用的是德国的“权利登记制”。其第16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通说认为，该条规定的是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该推定力是一种权利推定，可以通过反证推翻。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进一步明确，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判断，应当依赖于对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的审查，故在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的情况下，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
广州律师咨询网了解到，江必新副院长2016年在国土系统的一次视频讲座中也明确，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是当事人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意思表示推动的结果，不能把不动产物权登记理解为国家对不动产物权关系进行的干预，解释为行政权力对不动产物权的授权或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