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刑法立法。根据上述刑法修改的总体趋势和具体条款的修改，可以说我国刑法已经逐步进入了积极预防立法的时代。与我国当前的刑法立法趋势不同，现代刑法在概念上是建立在自由保障的基础之上的。荔湾律师事务所带您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刑法也可以称为自由刑法。现代自由刑法认为，只要该法不损害他人的权利，就是个人的自由，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其他有害行为时，才有可能被定罪。由于刑法的工具主义和民法的人文关怀，当侵犯权利行为属于社会不能继续容忍、重大和负责的行为时，刑法应以民法等第一法为基础，以权利为内容，仅作为惩罚第二法的犯罪。
也就是说，犯罪是以故意犯罪原则为基础的，刑法是作为民法第一法的保障法，在制裁法之后，法益保护原则、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特征。
相反，随着实在刑法立法的发展，虽然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在我国刑法中仍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刑法的实际运作开始向预先规制法的方向倾斜，突破了法益保护的藩篱。而这一趋势正是在维护法律利益的旗帜下，以调整法律利益为中心展开的。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刑法对法益的保护趋于早期。积极的立法观表明，侵权人和具体危险犯在保护利益上的过犹不及，提出了反思和批判，于是扩展到抽象危险犯、实行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犯罪化。关于抽象危险犯，比如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中开始出现大量的抽象危险犯，前者增加了危险驾驶罪；后者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危险驾驶罪的范围，而且大量采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以应对我国日益猖獗的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为背景的暴力恐怖犯罪。
例如，增加了第120条之五，以惩罚通过暴力或胁迫手段强迫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宣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服装和标志的行为。增加了第120条之六，以惩罚非法拥有故意宣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书籍、视听材料或其他物品。
关于实施预备行为，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287—1条增加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行为罪在其他网络犯罪的增加和修改中尤为明显。当然，这种立法表现并非中国独有。日本最近的刑法修改表明，为了保护利益，等到犯罪结束时，就为时已晚。因此，必须逮捕犯罪分子背后的幕后人物，也就是提前惩罚共犯。
他们将惩罚教唆、煽动、共谋等行为。独立地或根据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也是如此，典型的表现是刑法禁止为特定目的结社。当然，这包括为了犯罪或破坏宪法的本来就是犯罪的结社行为。但这一规定与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的冲突，可以说与战后西德特有的反纳粹等民主社团的现状有关。
刑法对法益保护我们呈现抽象化。在积极学习刑法相关立法的影响下，一般、抽象的法益彰占比例要求越来越多越大，就是“法益一般化、抽象化”的特征。比如目前我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刑法》第291条之一增设管理规定的投放一些虚假危险化学物质罪，该罪与编造、故意传播提供虚假恐怖活动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一样，都是意在保护社会公众的安全感，进而对问题导致中国公民教育产生重要危险感的行为方式进行一定刑罚惩治。
抽象化法益往往在标榜自我保护“公共的安宁”的行政刑法、“市场发展竞争企业秩序”的经济研究刑法、“生物技术多样性等”的环境风险刑法等当中主要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经济实现刑法中的表现为例，即便自己行为之间没有直接侵害学生具体的财产安全利益关系也没有根据实际工作危险性，但是他们只要其被认为是一种有害竞争秩序的话，都可能存在构成主义犯罪。
也就是说，只要这些行为违反了为维持公司竞争而设定的规则的行为样态，都可能被作为大学生犯罪人员予以明确规定。这种比较抽象法益的观念甚至影响了刑事司法中的判断，比如美国最高领导人民需要法院第97号指导性教学案例——王力军贩卖玉米被判非法生产经营罪一案，以及“药神”陆勇购买未经批准进口的抗癌药品的行为，涉嫌销售假药罪一案等等。
将违反法律规则的行为样态予以类型化规定为共同犯罪的手法，实际上和将抽象的危险犯予以刑事责任处罚的手法是一样的。
荔湾律师事务所提醒大家，虽然这不是用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的形式，但是却改头换面，试图用一般的、抽象的法益的创设来使得刑事法介入前置化，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这种思想方法和抽象的危险犯一样，只规定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样态的类型，对于法益是否能够具体应用受到自身实际的侵害结果并不十分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