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李大伟（后因票据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和陈玉辉（后因票据诈骗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冒充农业银行职员，承诺向西方证券提供高利率，骗取西方证券银行在农业银行的账户，转移人民币3亿零101万元，预留专用金融印章和私人印章。广州法律咨询网为您解答一下有关的情况。
2000年8月18日，李大为以预留印鉴不清为由，骗取西部证券在白纸上重新加盖财务专用章和负责人公章。私刻这两枚印章后，李大为到农业银行购买了伪造印章的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当场提取现金120万元，转账900万元。
2000年9月，农业发展银行可以发现李大伟、陈煜辉提现和转账转账支票上的印鉴有问题，即与西部地区证券公司要求进行对账。李大伟、陈煜辉得知实际情况后，称印章系因天气影响冷热环境变化以及造成的差异，并书面形式保证企业印章无问题。同时，陈煜辉以私刻的两枚假印章更换了原预留相关印鉴卡。
截至2000年11月，李大伟、陈玉辉先后通过伪造印章支票从账户中转移人民币2995万元，其中162、5万元现金以高利息形式支付给西方证券。2001年11月7日，西部证券工作人员到农业银行对账，账户只有97886、16元余额。农业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破案后21640023元未追回。
西部发展证券向陕西高院起诉，要求中国农业建设银行可以返还存款3001、01万元及利息。陕西高院一审法院判决进行农业商业银行返还存款3001、01万元，但未支持以及相应利息。
西部证券和农业银行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认定西部证券存在重大过错。故需向农业银行返还西部证券本金17，031，060元及相应利息。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在二审中改判农业发展银行仅需返还西部证券投资本金17031060元及相应利息，是因为企业最高法院在二审中认定了一个重要关键技术事实：西部证券公司对于因诈骗行为造成的存款损失之间存在一些重大过错。
而最高法院认定管理这一问题关键就是事实的证据即为李大伟等人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的中所作的供述及研究相关规定证人的证人证言，证明“西部证券存在为自己谋取非法高息而默许和配合李大伟动用款项并为转嫁经济风险而将钱存入商业银行的主观恶意”。但西部证券辩称，“上述刑事法律诉讼证据我们不能同时作为学生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和证据”。
最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结合本案的其他数据证据、证人证言，可以没有形成具有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西部证券系受高利诱惑而将学习相关款项存入农业建设银行资本账户，并且默许或配合李大伟动用账户款项，对于环境造成网络诈骗损失的后果方面存在许多重大过错。最高法院工作最终改判农业科技银行仅需返还西部证券本金17031060元及相应利息。
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民分离的影响，一些法院对于口供笔录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有不同的做法。有些法院只在刑事判决中确认案件事实。一些法院以刑事判决不认定犯罪记录为由，直接否定犯罪记录的证明力。
但是，最高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中的供述是否可以作为确定民事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以有关供述是否与民事案件事实相关、是否可以与其他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是否经过盘问等为依据，综合确定有关供述的证据资格、证据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因为民事案件中有关供词是在刑事案件中作出的就否定有关供词的证据资格，也不能因为有关供词在刑事判决中没有得到确认而否定有关供词的证明力。
律师在办理涉及刑民交叉的案件时，要摒弃刑民分离的思想，树立刑民并举的办案理念。根据我们处理大量跨专业案件的丰富经验，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过分强调刑民分离，先刑后民的现象。
过分强调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分离，导致一些律师和法官忽视了相关刑事案件中收集的相关证据，特别是刑事供述笔录在办理民事案件中的意义，可能导致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败诉。
广州法律咨询网认为，过分强调刑在人前，导致一些律师、法官期望以刑事案件的方式给对方致命一击，而忽略民事案件的细节，往往导致对方“锒铛入狱”，而民事案件却“败诉”的尴尬。因此，在处理跨专业案件时，应坚持刑事与民事案件并行的思路，为相关案件的处理设计整体的诉讼方案。